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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讲坛 、法治讲堂

陈柏峰阐述当代中国法治及其人类文明地位

“当代中国法治,是当代中国根据自身的政治体制、社会条件和现实处境,从实现国家或社会稳定发展和有效治理的要求出发,而对法治这一人类文明的现象及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独特理解和认知、探索与实践。”11月16日下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在长江讲坛·法治讲堂演讲《当代中国法治及其人类文明地位》时,对“当代中国法治”尝试做了上述描述性定义。


人类文明之所以产生法治这一现象,是因为法治蕴含着对公平、正义、秩序等积极的价值追求,在提炼利用长久以来人类共同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与人治、德治等不同的规则之治,并具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治理技术来保证其施行,陈柏峰说。但法治也有其局限性,它建立在人是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而现实中,人在很多时候是感性的,有些问题需要道德、情感等来处理;同时,法治有着内在性质的矛盾性,它兼具统一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适应性、强制性与妥协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多重矛盾。因此,人们需要打破对法治的理想化或脸谱化的想象。


法治立足现实。陈柏峰重申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国情因素最为特殊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且有文明的延续性。当代中国法治需要在复杂的条件中,更准确地把握影响法治的关键性因素,使法治的基本形态及主要方面与国情因素更好契合,保持法治与国情的高度适应。在顶层设计层面,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架构;十九大报告把全面依法治国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层面,当代中国法治不仅有法律体系与立法、公正司法等内容,还创造了西方法治理论所没有的表达,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意在形成公权力运作系统及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在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社会有效治理的现实需求面前,当代中国法治选择依循理性化的实用主义路线推进,如,通过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系统的制度性保障,维系经济增长;通过法治建立新型人际关系与交往的规范,避免转型失范,妥善处理矛盾。


概言之,陈柏峰认为当代中国法治以人类法治文明为基础,是在发展中大国的环境和条件下所实行的法治,是主导政治力量基于理性自觉在治国理政方式上作出的主动性选择,避免了“以社会震荡换取法治化启动”的历史宿命,达成了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建构和政治制度情况下实行法治,且将域外法治经验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后起法治国家提供了成功范例,为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增量”。


陈柏峰演讲《当代中国法治及其人类文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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