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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重温邓小平同志重要论述 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重温邓小平同志重要论述
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周 叶 中


今天,我就围绕“重温邓小平同志重要论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这一话题,谈三点思考。

一、把握“一国两制”的基本精神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用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在重温邓小平同志重要论述时,应当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基本精神,从领会“一国两制”精神内核的角度,理解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轴。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灵活、包容、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形成超越传统斗争性思维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全新实践范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而“一国两制”正是一项用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伟大战略创举。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具体方式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同志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提出包含着灵活、包容、和平基本精神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使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尽可能不受战争伤害的同时,解决国家统一的重大命题,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在一个国家之内和平相处,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通过尊重“两制”差异的方法,维护“一国”这一根本目的,形成方法论与目的论的有机结合。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目的,正是为了以最合适的方式解决中国面临的国家统一难题。“一国两制”是一个由“一国”和“两制”结合而成的概念。前者是目的、是底线,后者是方法、是路径;“两制”服务于“一国”,“一国”是“两制”得以实行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一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港澳地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强化“一个中国”观念,增进台港澳地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防止出现将台湾、香港和澳门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情况,坚决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和完整。具体到香港问题上,《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维护“一国”原则的宪制基础,是维护“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地区得以实现的法治基石。在诠释“一国两制”概念时,切不可将“一国”和“两制”割裂开来,尤其不应将“一国”这一目的性、底线性内涵,虚化为一项悬于空中的“原则”或者概念而过分强调“两制”,而应充分强调二者之间不仅是统一整体,而且应强调“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国”就不可能有“两制”。


二、正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充分理解和把握“一国两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我们仍应正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近期发生在香港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无疑是外部势力干预和香港内部极端分子煽动鼓噪的结果。但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方式,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些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以及特别行政区的施政方向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认为,这些误区可以被集中归纳为:在认识和处理“一国”与“两制”关系问题时,过于强调尊重“两制”差异,而忽视了对广大香港居民“一国”认同的培育,忽视了对“一国”原则底线的制度性保障,导致在香港出现一些可能触碰底线的政治活动。具体说来,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历史原因。在探索“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中,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伟大设想的时代,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澳门,几乎都不存在反对“两岸四地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四地同胞都是中华儿女”的声音。易言之,在“一国两制”设想提出时,两岸四地对“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已被视为一种获得各方广泛认可、无需讨论的前提。因此,当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消解因内地(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和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异而带来的种种矛盾。因此,在“一国两制”设想提出后进行制度设计时,重点主要集中于“两制”的具体安排上,而较少强调“一国”这一在当时获得广泛认可的前提和基础。这就使将“一国”这一原则底线,从观念到制度予以全方位落细落小落实的工作未能切实推进。


二是现实原因。一些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一种从形式上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战略构想,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其在香港的历史使命就已基本完成。在这种理念影响下,有人认为,回归后,中央政府只要负责管理特别行政区的外交和防务,就能够起到维护“一国”原则底线的作用,却忽视了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全面管治权,忽视了在香港内部治理过程中及时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国家安全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制度的重要意义。诸如回归后香港教育的“国家认同”措施、通过香港本地立法完善对分裂国家活动予以惩治的措施等,都未能落到实处。因此,在回归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原本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争议的“一国”原则逐渐走向“抽象化”“虚置化”“空洞化”。可以说,尽管香港回归了,但人心却并未回归。从观念到制度坚决维护“一国”原则底线的工作很不充分。这种现实发展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为外部势力和“港独”极端分子宣扬包括“港独”在内的极端政治思潮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一国两制”


尽管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但这绝不能否定“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面向未来,我们应当以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时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为指引,从理念、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出发,坚决维护“一国”原则底线,保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第一,在理念上,应以“一国两制”基本精神为指引,准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强调“一国”原则底线的核心地位,实现对“一国两制”正确认识的回归。正所谓“一国”不存,“两制”焉附?没有“一国”原则这一前提和基础,就没有“两制”存在的空间。在衡量特别行政区治理和发展水平时,应明确将“一国”原则的落实情况,视为一项具备宪制意义的核心指标。具体到权力配置上,必须明确,特别行政区依照“一国两制”方针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权,是中央政府在坚持和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基于国家主权通过《宪法》和《基本法》授予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上,应积极推动“一国”原则底线通过立法等方式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中落到实处,切实落实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宪法身份认同。在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均应积极通过立法措施,推动“一国”原则底线落细、落小、落实,并进入与香港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文化教育、经济事务等具体法律制度之中,以切实影响香港居民的价值理念,从法律层面推动港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需要强调的是,在此类立法中,应当以适当方式体现出“一国两制”方针具有的促进内地与香港居民共同宪法身份认同的基本理念。即,尽管根据《宪法》和《基本法》,中国籍特别行政区居民所遵从的具体法律制度与内地居民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二者在国家认同层面形成共同认知。无论是内地居民还是中国籍的特别行政区居民,都首先具备宪法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任何对“两制”差异的包容都不能改变这一法理事实。


第三,在实践上,应从特别行政区维护“一国”原则底线的宪制义务出发,通过激活特别行政区自身的法律制度等方式,强化“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保障机制。法治和法治精神,是香港得以长期繁荣稳定的核心价值,通过特别行政区自身法治体系维护“一国”原则底线,兼具必然性与必要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切实维护国家统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全体香港居民的宪制义务。在“一国两制”的理论预设和《基本法》的制度框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权力机关,尤其是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切实履行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保障特别行政区长期繁荣稳定。因此,在维护国家统一底线的过程中,特别行政区公权力机关应当在其施政、执法、审判等活动中,坚守《宪法》和《基本法》预设的“一国”原则底线,充分运用其已有法律体系,激活其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香港安定秩序、止暴制乱的基本功能,严惩有碍国家统一的违法犯罪行为,在特别行政区内部形成强有力的“一国两制”实施保障机制。


(作者:周叶中,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来源: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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